2020年4月26日，下午14点27分。按照实用主义的看法，君主论的作者后半生过得凄惨，根本得不到重用，所以这本书也是没有任何的阅读价值

下面是这本书的书摘：


如果被征服的国家，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向来习惯于在他们自己的法律下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么想要保有这种国家有三种办法


1）把他们毁灭掉
2）亲自前往驻在那里
3）允许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


同时要他们进贡并且在那个国家里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


除非将那里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或东离西散，否则无论你怎么办或怎样防御，他们还是永远不会忘掉那个名义和那种秩序的，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羁绊下百年后的皮萨一样，人们遇有任何不测之事就立即想起它们



同时要注意不让任何一个同自己一般强大的外国人利用任何意外事件插足那里。而且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由于分外野心或者由于恐惧，把外国人引进来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罗马人就是由埃托利亚人给引入希腊的；而且罗马人过去侵入任何地方都是由那个地方的人给引入的。事情经过常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强大的外国人一旦侵入一个地区的时候，在这个地区里所有较弱小的势力，由于那个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强大势力的嫉妒作祟，就会立即依附这个入侵的外国人

2020年4月26日，下午14点05分。让文化见鬼去吧，书摘

文雅的希腊人似乎没有一个表示文化的词语。他们拥有优秀的建筑师，优秀的雕刻家，优秀的诗人，正像他们拥有优秀的手艺人和政治家一样。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心甘情愿地为保卫它而战斗。但是，他们从未有过一种单独的商品——文化，某种可以由上等人凭借充足的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东西，某种可以随同无花果和橄榄一起输出到外国的东西。它甚至不是一种无形的输出：它是某种自然的东西（假如它真的存在）——某种他们未曾意识到的东西，某种像他们的语言和肤色一样出自天性的东西。它甚至不能被描述为他们生活方式的副产品：它就是那种生活方式本身。
　　
是罗马人（在欧洲第一次大批出现的资本家）把文化变成了一种商品。他们首先输入文化——希腊文化，然后渐渐自给自足，并创造出了自己的品牌。就像扩大自己的帝国版图一样，他们把自己的文化倾销给了被征服的民族。罗马式建筑，罗马的文学，罗马的礼节——这些东西树立了一个所有刚刚走向文明的人们都渴望的标准。当某个像奥维德一样的罗马诗人谈论有教养的人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某种精致、优雅的东西，某种装饰在粗糙的人性表面的东西。这样一位优雅的罗马人不会想到他那个时代的手艺人为生活贡献了什么出色的价值。他们也不会想到，罗马诗人可能很有教养，但却感觉迟钝，已经退化。


这个词第一次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有据可查的时间是1510年，正是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那是知识复兴（the Revival of Learning）和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的时代，直到今天，这两场运动对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都意味着文化的精髓。但是，直到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文化才最终与劳动分离。只要人们依靠手工来制造东西，某些传统的制作方式就会延续下来，并且臻于完善。只有当它们开始由机器来制作的时候，那些宛如镶嵌在手艺人头脑和肌肉中的传统才会最终消失。
　　
工厂主们引入了某些新标准，以取代这种与生俱来的传统。这些标准所追求的可能只是实用和价格低廉——也就是说，是唯利是图的标准；但由于敏感的人们对此并不满意，厂主们开始追忆过去，搜集并模仿他们祖先所制造的那些奢侈品（the good things）。假如你对往日的那些物件了如指掌，那么你就是公认的有品味的人，而一个民族的“品味”的总和就是它的“文化”。


一种民主的文化——并不等于民主加上文化。我必须指出并继续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一个自然的社会当中，文化并不是一种单独的、显眼的东西——大量可以塞进书本和博物馆，并可以打发你的闲暇时光的知识。正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统一体，所以，最好别再用“文化”这个词。往后我们就不需要它了，它只会混淆当前的议题。文化属于过去：未来是不会意识到它的文化的。


民主依然是一个伟大的词语（great word），而且，尽管自惠特曼时代以来，有许多饶舌的先知曾经使用过它，它的真意依然在沉睡，它的历史依然没有上演。在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党人散布的所有谬论当中，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他们假定民主是一种曾经尝试过并且已经失败了的制度。民主已经传播开来，它的原则不断地受到称颂，但是，世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将其付诸实践，哪怕是短短的几个月。因为实行民主需要有三个条件，当三个条件全都得到满足的时候，才能说存在着民主。为了说明在现代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民主，只要说出这些条件就够了：
　　
第一个条件：一切生产都应追求效用，而非追求利润。
　　
第二个条件：每个人都应尽其所能去付出，每个人都应得到生活必需品。
　　
第三个条件：每个企业的工人都应该共同拥有并管理该企业。


生产应该追求效用而非利润，属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学说，我认为这一点是应当得到大家承认的。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可能会争辩说，只有疯子才会忽视公众的需要呢！但这样一来，就无法完整地把握住该论断的含义了。资本主义当然也会为了效用而生产，甚至会为了生产而虚构（invent）效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创造了一种需求。凭借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和推销手段，他们把生产体系提高到了难以想象的水平，并让人类享受到了由此而来的产品过剩的好处。但不幸的是，资本主义还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让消费者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消化这种过剩。它只能想方设法限制生产，以防止过剩。
　　
即使卖不掉，资本主义也能够生产商品。然而，是哪种商品呢？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引入我们的审美标准（aesthetic criterion）。让我们首先注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此过度地生产出来的商品，其特性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你要什么东西——不管是地毯还是椅子，是房子还是衣服，是香烟还是香肠，你都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等级，而有二十或三十个等级——位于等级顶端的是优质高效的商品，位于底部的是非常廉价的劣质商品。而且，像金字塔一样，这一等级的底部远远大于顶端。


为了利润而生产（production for profit），这意味着，无论耗费在椅子的舒适度、美观性和耐久性上的成本如何，资本家都必须将椅子投放市场，以适应每一种腰包。而且，由于椅子要与其他的必需品——地毯、时钟和缝纫机——竞争，它的成本应当尽可能小一些，直至低于目标客户的购买力。因此，资本家必须逐步降低原材料的质量：他必须使用廉价的木料，而且只用少许，必须使用廉价的弹簧和廉价的装饰。他必须改进设计，使产品便宜、畅销，这意味着他必须用胶合板、清漆和其他伪装来掩盖那些廉价的原材料。即使他瞄准的是高端市场，他仍然要记得利润的幅度；当市场收缩的时候，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减少，利润的幅度就得增加。换句话说，原材料的固有价值与消费者所承受的价格之间的差额不得不加大；必须找到掩盖这种差额的托辞，而且要巧妙。
　　
于是，资本家就不得不在其他物件当中添上一点儿文化——一只齐本德尔式家具（Chippendale）的抓球式脚，一点用制型纸做的蜿蜒的蔓叶花样，一点珍珠母的镶嵌。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还必须加以“蹂制”（distress）——就是说，雇一个人往椅子上扔螺栓和钉子，把它敲打成“古董”模样。
　　
这就是为利润的生产。而我们所说的为效用的生产，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只用心考虑两点——功能和实现（fulfillment）。你想要一把休闲椅，那好，我们将找到最佳的角度，以便让人的肢体自然地放松，毫不费力。其次，我们将考虑哪一种原料最适合制作这样一把椅子，不仅要记住这把椅子的用途，还要考虑到与这把椅子配套的其他家具。此后，也只有在此之后，我们才会设计一把适合这一切要求的椅子。最后我们将着手制作椅子，而当椅子做好，能够让我们满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提供给你以交换代币（tokens），它代表了优良的工作——我们始终都在制作椅子，而你也在特殊的岗位上为社群做工。
　　
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程序。不过，我本该谈谈精神价值的——关于美和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它们来自何处？我们生产出了坚固、舒适的椅子，但它是一件艺术作品吗？
　　
按照我的艺术哲学，答案是“是”。如果一个物体是根据恰当的设计、由恰当的材料制成的，并且完美地实现了它的功能，我们就无需再担心它的审美价值：它自动地成了一件艺术作品。功能上的合适，是我们称之为美的那种永恒属性的现代定义，而且，这种功能上的合适，是一种注重效用而非利润的经济的必然结果。
　　
顺便说一句，我们要注意，当利润体系不得不将功能置于利润之先的时候（比如飞机或赛车的生产），它也必然会生产出艺术作品。但问题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都像飞机和赛车那样美呢？


民主的第二个条件，用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来说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个条件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第一个条件是紧密相连的。首先来看一看能力问题。一种追求利润的生产体系使人成为工作的附属品。它以一种潦草的方式，按能力对人进行分类：换句话说，它继续雇佣一个人，仅仅是因为他能够胜任那项工作，也仅仅因为有一项工作需要人来做。它很少去问某个特定的人是否更适合另一项工作，也很少给或不给那人以机会去看看自己是否更适合另一项工作。资本家关注劳工，仅仅是把它当作一种动力因素（power element），当作蒸汽与电能的配件。而且，由于这种动力要计算成潜在利润的损失，资本家会竭尽全力缩减这项成本。
　　
缩减成本的一种方式，就是增加每个人力单位的工作量。资本主义（以及在俄国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将时间因素引入了绩效考核。最好的铆工是能够在特定时间内装配最多铆钉的人，最好的矿工是能够在特定时间内挖掘出最多煤炭的人。这种时间标准延伸到了所有形式的生产当中，而且总是在与质量标准作战。当工作纯粹由机器来完成的时候，质量因素是不会打折扣的。一台快速的打铆机可能也是一台优良的打铆机。但是，如果工作要求某种程度的技巧、细心或谨慎，质量就会与生产速度成反比。这不仅适用于绘画和雕塑之类的“艺术性的”工作，而且适用于磨制飞机引擎的气缸或农田耕作之类的“实用性的”工作。
　　
“各尽所能”可以替换成另外一种熟悉的说法——机会均等。在一个自然的社会中，人们应该可以为自己分类，让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或她觉得天生就有资格去做的工作。在这个方面，如果天性需要一点援助，可以由学校和技术学院来帮助年轻人认识自己，发掘自己的能力。
　　
这个口号中的前半句是不难提出的：合适的人应该有合适的工作，同时他应当尽力完成那项工作，这显然合情合理。但我们还要说：“按需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学说中更为重要的一半，真正民主性的一半。
　　
让我们追问：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是充足的食物、衣服和足够的住房供给——社群中每个成员都应当拥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这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提供这些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它就必须打上野蛮、无能的烙印。


马克思、恩格斯等早期社会主义者所说的“按需分配”，也许就是这个意思。但本文的潜在预设是，在任何值得栖居的文明当中，人的需要都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他渴望其他东西——渴望美，渴望友谊，渴望快乐。这些，也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所必须提供的。
　　
我们已经明白了，通过建立追求效用的生产体系，我们必然会保护第一种精神需要——美。要想知道该如何保护其他的精神价值，我们就必须转向民主的第三个条件——工人对于企业的所有权。
　　
即使是在民主的行列之中，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自从1872年那个致命的日子，马克思毁坏“第一国际”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就分裂成了两大不可调和的阵营。这一分裂的基本性质被名称上的混淆，以及同盟、联盟、联合会和协会（leagues, alliances, federations and societies）的多样性遮蔽起来了。其实，这一议题不过是：企业是否应该由工人及其推选的代表自下而上地控制？或者一言以蔽之，企业是否应该实行统一管理，并由高层——那实质上意味着一个规模较小的、唯我独尊的官僚阶级——加以控制？ 
　　
在欧洲北部的每一个地方——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和大不列颠——独裁式的或官僚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概念获得了胜利，这一历史事实让我们无法对这个尚有争议的问题熟视无睹。因为这种“概念上的”莫名其妙的胜利尚未带来我们所说的民主。甚而至于，在大多数知名的国家，它带来的是恰恰相反的现象——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和佛朗哥的反民主的国家。
　　
我们不要再骗自己了，别以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西斯主义都只是一股转瞬即逝的反动潮流（reactionaryism）。法西斯主义就是反动的（在这个词最深层的意义上），因为它拒斥人类精神的进步；而且，它为工业资本家——他们曾经是最敌视民主的人——提供了邪恶的温床。但在外表上，它只不过发展或修正了那种独裁式的社会主义，属于马克思所构建的那种卓越的社会主义形态。在德国，它甚至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而不幸的是，这一事实被那个流行的缩写“纳粹”（ Nazi）掩盖起来了。希特勒的“新秩序”属于社会主义，因为它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对于一切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它属于社会主义，因为它建立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就业，保证公平的工资等级，保证各种有组织的赏心乐事；它属于社会主义，因为它使财政体系从属于工业体系。在许多方面，它表面上都属于社会主义，然而，它在骨子里依然是不民主的。因为不管提供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它都会剥夺精神上的自由。
　　
纳粹有强烈的文化自觉（culture-conscious）——像马修?阿诺德和我们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先辈一样。但他们在文化上越自觉，他们就越没有能力创造文化。在十年的霸权统治及艺术的精耕细作当中，纳粹德国未能产生哪怕一个令世界赞赏的、任何类型的艺术家。大多数的大作家和大画家——托马斯?曼、弗朗茨?韦费尔、奥斯卡?柯克施卡和其他许多人都流亡了。少数留在德国的的大艺术家（比如作曲家斯特劳斯）太老了，无法创作出有意义的新作品，而且对政治秩序漠不关心，根本就不想创作任何东西。少数正直而又有天赋的作家留在了德国——我首先想到汉斯?卡洛沙和库尔提乌斯——但他们都陷入了精神上的苦闷。对于这种普遍的虚弱无能，纳粹领导人也许会拿战争和革命来开脱，但是，其他的战争和革命却曾经直接给诗人和画家带来灵感。例如，伟大的浪漫主义运动就直接从法国大革命那里得到了灵感，而且，随之而来的战争的所有暴风骤雨都无法减弱它的力量。


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民主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由数以万计的个人所组成的集体当中（像我们的现代社会那样），我们有可能得到一个人民的政府，甚至是为人民的政府，但从来不可能得到一个依靠人民来管理的政府。但那是真正的考验，因为如果人民不能管理自己，就会被别人管理，这样便不再是民主了，这可不只是一个逻辑上的诡辩，民主在现代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比如在我们的国家（注，作者是英国人），君主制被寡头政治推翻了，而自1688年“大革命”以来，我们一直被一连串的寡头集团所统治，它有可能是辉格党或者托利党，有可能代表地主或金融家的利益，却从未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新的寡头集团——工会寡头集团，一个渴望权力的排外的社会团体——一直在（幸好是徒然地）争取国家的控制权，它现在公然与上升中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打成一片，形成了詹姆斯.伯纳姆所说的“管理阶级”。

这一切显然可以解释那些历史事实，除了傻瓜之外，没有人会相信民主曾经存在过，或者有可能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变成现实。




从来没有自然的贵族——尽管会有不自然的，有教养的贵族，会有纯种的人，如同有纯种的家畜一样。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地位较高的资产阶级，地位较低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其中没有一个是天生注定的阶级——它们全都是经济不平等的表现，这种不平等时常代代相传。它们屡屡被打乱，不仅被乖戾命运打乱，而且被身份置换所打乱——社会学家称之为精英循环，该过程仅仅体现一个生物学上的事实，灯红酒绿，无精打采最终会削弱沉迷其中的阶级的力量，这个阶级必将没落，它的位置将被一个引导着更健康的生活的阶级所取代。然而，精英循环——在法西斯主义哲学家中十分流行的观念——也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至少，它并不比茶壶中沸水的循环更“自然”：它体现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工作，营养和娱乐的不平等。平衡了水的温度，它就不再循环了；平衡了社会条件，让每个人都引导一种健康的生活，就不会再有精英的循环了。

但是，教育上的困难并未止于那无边的问题。我们在学校里教育孩子，但在学校之外，另一个教育过程始终在进行——环境在影响着儿童。如果我们强迫孩子栖息在丑陋的学校，回家时穿过丑陋的街道，居住在被丑陋的东西包围着的丑陋的房子里，那么，在发展创造性，鉴赏性的冲动方面就不会有什么成效。这样，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得面对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单靠教育是不够的，因为教育只是局部，而且在工业时代所引起的丑陋的混沌状态中，教育很可能无所作为。

在专制统治中，艺术家可能会大量涌现，并且大多数独裁者都意识到了历史评价的重要性，而试图编制一件文化的外衣来掩盖他们的罪行。然而，历史的评价是无法操纵的，当暴君和艺术家去世以后，艺术品会保留下来，接受艺术法则的检验，而那些法则不是经济的，实用的法则，而仅仅是美学的法则。


堕落的征兆，正如一个国家在艺术中所暴露出来的那样，乃是冷漠，浮夸和奴隶状态。冷漠就是欣赏的缺席：在工业时代，这是对艺术的一般态度。


冷漠是地方的流行病。这种疾病已经在我们整个文明当中四处蔓延，是一种生命力减弱的征兆。感受力变得迟钝，一般人不再喜欢触碰人生的锋芒，不再喜欢新奇的想象和新鲜独特的感觉。他宁愿带着烦闷厌倦，愤世嫉俗的盔甲去面对生活，把放浪形骸当作坚硬的盾牌来抵挡绝望。如果有钱，他可以肆意享乐；如果没钱，他可以一头扎进廉价，虚假的好莱坞世界，画饼充饥，享受富裕生活的光彩；或者孤注一掷，拿所剩无几的那点先令去赌球，指望某一天能够放开手脚任意挥霍

正因为艺术史这样一种个体性的创造活动，完美的创造需要以自由做保障——心灵的自由和身体的自由。它经常会遭到以下观点的反对：有些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是在危难之际创造出来的——《神曲》是一个政治上的流亡者写出来的，而《堂吉诃德》写于监狱。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个案，就会发现，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但丁算得上一个高贵的政治流亡者，他的时光是在各种乡间住宅里做客打发掉的——对于诗歌活动来说，这个处境可不坏；至于塞万提斯，在贫困潦倒，饱受迫害的生活当中，监狱是一种安宁，自在的休息。


毋宁说，在现代文明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如果拥有了精神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安全感，其作品将更为杰出。这里有达芬奇给他的赞助人的一封信的片段。“我深感抱歉，”他写道，“我不得不赚钱谋生，这一事实恐怕已经妨碍了我去继续完成殿下交托的工作，但我希望短期内可以挣到足够的钱，然后静心工作，我曾向阁下自荐，一定会让您满意。如果阁下认为我有钱，那您肯定受了蒙蔽，因为三十六个月来我要养活六张嘴，而且我已经挣到了五十个达克特。”这个人或许具备人类曾经有过的最佳才智，却为那么一点钱饱受困扰，陷入了无可奈何的境地。


天才难以界定，我们也许该做适度的限制，把它描述为我们称作才能的禀赋。具有天才的人总是一个“局外人”——天才的作为，正如歌德所言，乃是无意中做出的，天才的作品是否成功，并不取决于社会规律的运行，天才就像一颗彗星，在夜空中一闪而过，扰乱了正常的星图；或者少一些隐喻的色彩，可以说天才是一种生物的“突变”，而不是人类艺术家的代表。


在艺术史上，天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荷马和莎士比亚之流没有“碰巧”运用他们那不合逻辑，无法预知的方式，艺术史也就与其他技艺（比如工具制造和农业生产）的历史没有什么两样了。在漆黑一团的世界中，正是那突然闪现的荣光，正是那光亮的非理性和反常性，让艺术显得高贵卓越。


这样，艺术从根本上讲就是独立于政治的，正如它独立于道德和其他所有世俗的价值标准一样。艺术天才在道德上是不可靠的，这是一个令人沮丧而又确切的事实。艺术史充斥着堕落，通奸，贪婪和怨恨，在这一点上，艺术家既不比其他人更坏，也不比其他人更好，因为艺术家都太有人性了。


艺术家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的同胞不仅不信任他，而且常想要消灭他。在极权主义社会，这种事情屡有发生，但即使斯大林，也不敢除掉帕斯捷尔纳克。的确，帕斯捷尔纳克是文学天才中的英雄式的原型：不愿顺从，毫无畏惧，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而非国家，政党或教条的一部分。天才总是具有这种不确定的确定性，这种激情四溢的特质，这种零零碎碎的完整性。不属于任何抽象的概念。这正是天才的本质。


我使用了“天才”这个词，谈到了荷马，莎士比亚，贝多芬和托尔斯泰之类的原型，好像是要对艺术领域进行狭隘的限定，但那非我的本意。天才是千真万确的——当我们假定它曾在荷马身上存在的时候。但它在更多的时候却难得一遇，似乎是灵光一现，从另外一个国度突然降临在艺术家身上。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它的显现似乎纯属随心所欲，而且，它既降临在宫廷和学院，也同样会降临在农夫的庄园。它之所以不合逻辑地与政治自由相连，原因即在于此。艺术家喜爱自由而厌倦专制，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一套所谓的民主制度比贵族政治，寡头政治或极权政治更有利于艺术的流行


我必须让自己的头脑异常清晰，因为这一观点很容易被曲解，却是我书中的核心议题


当然，有这样一种观念，艺术受制于那些困扰其他一切生活形态的偶然性——它完全有可能被敌对的物质力量压服，为战争，饥荒和瘟疫所摧毁。在这一点上，无论哪种政治制度占据优势，艺术都同样要承受。它还有可能遭受忽视——天才有可能穷困潦倒，为无知和误解所窒息。但是，如果以为民主政治中有某种内在的力量会促使艺术家不断涌现，那可就错了。的确，就民主是一种测试程序，一种关于常态和平等的意识形态而言，它反对所有类型的天才，尤其反对那些其作品无法为通常的经济规模所接受的个体。在民主社会，艺术家是一个“局外人”，我们那些意在民主地赞助艺术的方案全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我们现有的繁多的社团编制出一张大网，但网络却很粗糙，姿态也很盲目。正是在民主的状态下，它丧失了识别的能力：它的感受力在委员会的运作中变得迟钝，在官僚化的程序中变得懒散，在组织机构中失去了人情味。审美感受是不可分割的，正如马丁.布伯所说，它只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因此我的结论是，从创造性这一角度来说，艺术几乎与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其他政治制度毫无关系。它是人类精神之非政治性的显现，政客们虽然可以为各自的目的去利用或咒骂它，却既不能创造也无法控制它——更无法毁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