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民主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由数以万计的个人所组成的集体当中(像我们的现代社会那样),我们有可能得到一个人民的政府,甚至是为人民的政府,但从来不可能得到一个依靠人民来管理的政府。但那是真正的考验,因为如果人民不能管理自己,就会被别人管理,这样便不再是民主了,这可不只是一个逻辑上的诡辩,民主在现代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比如在我们的国家(注,作者是英国人),君主制被寡头政治推翻了,而自1688年“大革命”以来,我们一直被一连串的寡头集团所统治,它有可能是辉格党或者托利党,有可能代表地主或金融家的利益,却从未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新的寡头集团——工会寡头集团,一个渴望权力的排外的社会团体——一直在(幸好是徒然地)争取国家的控制权,它现在公然与上升中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打成一片,形成了詹姆斯.伯纳姆所说的“管理阶级”。
美利坚合众国是一片遍地布满黄金的土地,在这里,人们的公共生活受到对黄金的渴望的左右,其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资本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意味着腐败。在美国,这种腐败不仅涉及面非常广,而且按照美国的批评者所说,它已经作为一种制度被认可。在欧洲,这种腐败遭到普遍的指责和义愤,然而在美国,人们对之却漠然处之,或者一笑了之。
莱克(Lecky)指出,如果我们仅仅以美国人的做事方式来对美国人做出评判,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极端否定性的——而且有失公正。
丝毫用不着奇怪,在北美国家,劳工领袖的贵族化倾向本应得到自由的发展,并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他们所处的环境如同人们已经指出的,充满了粗鄙的实利主义。
美国的无产阶级领袖惟资本主义之命是从,后者统御着他们国家的生活。结果,他们的政党活动表现出浓厚的财阀性质。当他们提高工资以及获得其他特权的要求得到满足时,工会的官员们便穿着晚礼服出席雇主的豪华宴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们习惯于向那些外国来的会议代表及其夫人赠送贵重的礼品、珠宝首饰,等等。领袖们因为自己的特殊职务获得了丰厚的工资回报,有时其数目也相当可观。某些得到普遍认可的权威研究告诉我们,对于许多劳工领袖特别是工会领袖来说,他们的职位只不过是他们个人获得晋升的手段罢了。
根据信息灵通人士所提供的证据,到目前为止,美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几乎没有产生一位值得他们尊敬的领袖。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为了个人的目的厚颜无耻而且赤裸裸地利用他们借助工人同志的信任而获得的职位。总体看来,美国劳工领袖往往表现得“愚蠢而且贪婪”。作为一位美国人,同时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的加洛德•威尔夏尔(Gay Lorf Wilshire),对那里的社会主义领袖做出了如下毫不客气的评价:“他经常由于个人的失败才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他工于大声喧哗而不是深邃的思想。他常常是一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他所提出的要求和进行的政治煽动经常是出于无知。”这样,那些聪明诚实的工人要么被驱逐出劳工组织,要么被引入歧途。
事实告诉我们,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劳工领袖并非少数。由于没有受到多少教育,他们对巴结奉承毫无抵抗能力,然而,这只是他们身上众多缺陷中最轻的一种。
在腐败发生的频率方面,北美国家有组织劳工真可与那里的资产阶级相匹敌。一位研究美国劳工运动史的历史学家为此惊呼:“那些臭名昭著令人担忧的传闻无论是在资产阶级身上还是无产阶级身上都得到集中体现。而在劳工组织中,其发展到令人极端失望的程度,以致即使借助那种在其他国家劳工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英雄主义和激情也对之无济于事。
那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文明中所表现出的犬儒主义已渗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骨子里。”美国劳工运动在组成上可以说都是青一色的无产者,但与此同时,其堕落程度也表现得最为突出。
与我们所提到的那些为了赤裸裸的利益而产生的腐败行为相对照,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导源于理想主义的腐败行为,这种行为不应当与前者相混淆。有时,劳工领袖出于金钱的考虑而攻击某一党派,并由其他政党或政府提供资金。实际上,他这样做意味着他并不看重金钱。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党的利益,他个人并不沾一分一文。
正如一位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种腐败行为有时需要领袖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为党确保了额外的资金来源,然而这种行为必然受到强有力的攻击和深深的休疑,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在政治上将走向末路。他在党内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做出了一个受到景仰的人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牺牲。
在这类腐败行为当中,自由派经常指责劳工运动领袖的腐败行为,认为他们为了与自由派和激进派作斗争而接受保守派或政府的资助。在世界劳工运动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英国,1885年大选期间,社会民主联盟领袖为了确保大都市地区两位候选人当选,接受了托利党所提供的资金。后者的主要目标是要分裂其主要对手的选票,从而击败自由派候选人;这样,所支付的资金数目取决于社会党候选人的选票数量,平均每张选票8英镑。同样,米兰劳工党领袖康斯坦诺•拉扎里(Constantino Lazzari),为了在选举中与资产阶级激进派一争高低,而从政府那里获得500里拉的援助。在德国,施韦泽(schweitzer)在担任德国劳工联盟主席期间,其某些行为(倍倍尔也在其中)被指责为腐化行为,当初却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细读古斯塔夫•迈耶(GustavMayer)的种种论据至少会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然而,所有这些例证都不足以构成对领袖个人腐败的指控,因为接受那些金钱并非为了个人的某种目的,而是为了党的潜在利益。
至于这种行为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是否有利于推进政治道德,则是另外的问题。毋庸置疑,这种行为对大众的心理影响并非是积极的。而且,它对领袖自己的道德特别具有危险性。出于崇高的动机而进行的腐败行为最终可能走向为了某种卑劣的目的而行的腐败。如果类似的办法成为政党政治中的惯例而被接受,那么,那些能干却又无所顾忌的领袖很可能将腐败带来的一部分利润塞进自己的腰包,同时却能够使自己比那些能够以身作则、毫无自私心的同事对于党组织显得更为“有用”。这将意味着走向末路的开始,并为党内财阀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